西汉八铢半两钱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而且,由于“秦钱重难用”,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,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、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。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
譬如,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,和文帝关系很好,甚至在文帝病时,为他吸吮痈包。当邓通被人断言“当贫饿死”,文帝看不下去了,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?便大手一挥,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。邓通籍此私铸铜钱,“邓通钱”遍布全国,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。(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)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,也是“即山铸钱”狠狠地发了一笔。
这种民间铸币滥行,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,物价膨胀,诈伪肆意,管理十分困难:
又民用钱,郡县不同:或用轻钱,百加若干;或用重钱,平称不受。法钱不立,吏急而壹之乎,则大为烦苛,而力不能胜;纵而弗呵乎,则市肆异用,钱文大乱。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
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,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。元鼎四年(前113),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,为汉武帝所采纳。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,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,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——“五铢钱”。在此次之后,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,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。
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,多达300余万枚、重达10余吨。来源/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
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,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“禁五铢、行新钱”的挑战,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,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,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,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。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“直百五铢”,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,作价则是百倍,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、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,果然,数月之间,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,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。当然,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,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萧梁时期,梁武帝铸梁五铢,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,称为“女钱”,并且多次颁布诏书,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。然而,效果并不理想,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,“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”,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,有“直百五铢、五铢、女钱、太平百钱、定平一百,五铢稚钱、五铢对文”等,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。(《隋书·食货志》)此外,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,如“太和五铢”“永安五铢”等等。
不同时期、不同版式的五铢钱,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:西汉五铢、鸡目五铢、剪边五铢蜒环五铢、东汉五铢(背四出)、蜀汉直百五铢、北魏永安五铢、北齐常平五铢、南朝梁五铢(公式女钱)、隋五铢。来源/罗文华《中国钱币的故事》
中国欧盟商会主席:“未来的市场”在中国******
中新社北京4月28日电 (记者 庞无忌)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(Joerg Wuttke)近日在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中表示,“未来的市场”在中国,这点毋庸置疑,“我们也会继续在中国投资”。
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,国际航线被阻断,但伍德克表示,实际上,(多数)欧洲企业在中国经营顺利,并未遇阻。“我们的业务是持续的,员工可以生产,可以向客户出售产品,许多产品最终销往欧洲,制造业领域相当强劲。”
但他也坦言,受到疫情防控等影响,航班减少,旅游业遇冷,服务业受到了严重打击。此外,疫情导致人们的往来中断,没有高层管理人员来华,也没有合作伙伴去欧洲,这意味着未来的投资可能会被推迟甚至搁置。
不过,他认为,欧中贸易和合作的潜力、韧性很强。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,这表明欧洲消费者真的很喜欢中国产品。欧洲人每天大约从中国购买13亿欧元的商品,显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。
他认为,欧洲的高需求是双边贸易韧性的来源之一,欧洲需要购买电子产品、医疗产品等,这些需求不会消失。同时,中国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销路更好,很有竞争力,中国市场对于欧洲企业也很有吸引力,这些也是双方贸易合作的韧性来源。此外,疫情虽然对供应链造成冲击,但欧中贸易出货量保持良好,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。
货物贸易之外,他指出,(欧中)服务贸易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潜力很大。“未来的市场”在中国,这点毋庸置疑,伍德克说,“我们也会继续在中国的投资”。(完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